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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李德全在这儿，他如果不去，不是把太后的面子也给驳了吗？正巧，一个小太监进来请旨说：“外边有个叫方苞的人，递了牌子，要请见万岁。”

    雍正一听说方苞来了，就显得兴奋异常。他立刻吩咐说：“请方先生暂在军机处等候，朕要亲自去接他。”说着他把脸一沉，对那个小太监和殿里的人说，“你们都听着，方苞是圣祖爷在世时的老臣，圣祖皇帝尚且称先生而不叫名呢，你们怎可直呼其名？传旨下去，以后无论是谁，也无论在哪里见到方苞，都要称先生，而不准称名！”那小太监喏喏连声地退了下去。

    雍正回头又对李德全说，“你向太后禀报，说圣祖皇帝驾下老臣方苞先生来了。朕不能不先见他，请太后和众位王爷再稍等一会儿，等这里的事情一完，朕就立刻去给大后请安。”说罢，他匆勿换过衣服，便带着一大帮太监走出了养心殿。

    方苞怎么来了？他不是已经被康熙皇上“赐金还乡”了吗？是的，当时是有这么一回书，可是老皇上让走了的人，新皇上就不能再召回来吗？不过，他回来得已经是太迟了。

    方苞在康熙和雍正两朝中的作用，他的名声，他的学问，他的威望，他那像传奇一样的生平，都是寻常人不能比拟的。人所共知，大清帝国是在前明被推翻之后建立的。建国之初，有不少人一时还接受不了满族入主中华的历史现实，也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反抗，写诗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有反抗就有镇压，“文字狱”既然是老祖宗发明出来镇慑文人的一大法宝，自然也就一用就灵，屡试不爽。这文字狱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确实是抓住了真凭实据。有的呢，则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诬告陷害别人的。方苞就遇上了一回，也就成了其中的受害者。那时，方苞是桐城派的文坛领袖。有一位同乡写了一首叫做《咏黑牡丹》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不过是文人骚客们酒酣耳热之际的即兴抒发。可是，让别有用心的人一延伸，事情可就严重了，诗中的“朱”字，本来指的是红色，但也可分析成是代表朱明皇朝的那个“朱”字。这样一来，“夺朱”就不是“黑色盖过红色”，而成了“清朝替代前明”。那么，“异种”二字，也就不能解释为“牡丹的不同品种”，而是污骂大清王朝是“异种”了。写诗的人，理所当然地被砍了头。方苞是给这诗集作序的，自然也难逃厄运，被投进了大牢。后来虽然康熙已经觉察到方苞是受了冤枉的，并且下旨赦免了他。可是、却因官场内幕的黑暗，没有人告诉他，因而让他多坐了好几年的冤狱；还是因为官场的黑暗，在一次不分清红皂白开监放人时、他又莫明其妙地被放了出来。他化名叫欧阳宏，四处流浪而不敢回家。巧就巧在康熙皇帝一次微服出巡时，偏偏碰上了他，俩人一交谈，又偏偏对上了心思，交上了朋友。于是这位方苞先生，就从文坛领袖――囚徒――流浪汉――皇帝的私交好友，最后成为在天子面前参赞机枢重务、称先生而不名的布衣宰相。

    方苞在成了康熙皇帝身边非官非民、亦师亦友的重要人物之后。还确实给老皇上康熙办了不少大事。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帮助康熙选定了接班入，并参与起草了“大行皇帝遗诏”那份著名的“万言书”。对康熙朝从大阿哥到十四阿哥之间的矛盾、斗争；他们为争夺皇位而采用的手段；他们怎么各显才智。各辟蹊径；怎样同室操戈、刀剑齐鸣；怎么箕豆相燃、互不留情的那一重重密不透风的黑幕，一层层藤缠丝萝、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谁说了什么，干过什么，方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真可谓是一位身在是非之中又无法摆脱的人，也是一位熙朝的活字典！许多事知道得太多，常常不是吉兆。方苞不仅知道得多，而且知道得细。甚至可以说，朝廷里凡是重大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他不知道。一个人手里掌握的机密越多，离死亡也就越近。康熙深明此理，所以这些事情办完之后，为了保护他，就以“老迈无用赐金还乡”的名义，把他放回家乡去了。方苞也不糊涂，康熙一死，他就下定了决心，永远再不出仕。他还在远离闹市的地方，修了别墅，种上梅花，要过一过清静自然、无忧无虑的隐士生活。可是，康熙放走了他，雍正却还时刻在想着他呢。雍正在登基之初，就发出了密诏，命江浙皖三省巡抚和两江总督，向方苞送去了邀请，并转达皇上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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