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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到了 1968年底时，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公司集团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尔德。查伊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罢休。12月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停了对奥米茄权益的交易。对于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这无疑是当头一棒。而梅茨基金，拥有30万股奥米茄股票，这个曾是全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资产面临着突如其来的资产流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明证交会停止了赎回（就似一家银行关上了出纳柜台的窗口）。梅茨，正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蓝筹股听众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在四处传授他的行家观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却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却了。“我们没有理由比担心1968年更担心1969年会发生什么。”梅茨充满信心地说道。后来，“窗口”又打开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当他的基金摇摇欲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布尔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了他的担心。

    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慌不择路地拼命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一样。

    诚然巴黎和谈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促成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的赢利，也就是说赢利率

    59％，他的资产增加到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巴菲特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击败道。琼斯指数不仅仅是5％的差距――自己订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就像有一局桥牌中赢13墩一样。

    “这次是他做的最后一手。”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华尔街不管价格高低拼命推荐热门股票。美林银行买进了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IBM），宝丽来还推动施乐（Xerox）达到50倍赢利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有可能“值”那么多吗？一位基金经理回答这一问题说，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补充道，每一笔学院捐赠都觉得自己“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施乐以及其他各种股票。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这些都再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再也无法扭转，他对寻找股票彻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业周刊》称弗里德。卡尔是“美国最优秀的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担心自己陷入对苦难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

    我无法适应这种市场环境，同时我也不希望试图去参加一种我不理解的游戏而使自己像样的业绩遭到损害。

    隐藏在他这一决定背后的勇气是独一无二的。在华尔街，人们决不会关闭企业，将资金偿还――不会在鼎盛时期，也不会在他们业绩最佳的年份后。

    没有人会那样做。巴菲特可以有许多种选择，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将它的资产换成现金，然后等候机会。但是每个合伙人都渴望他来运作，他总是感到一种无法推卸的压力，要带领整个联盟。自从1967年那封标识着分水岭的信以来，他曾经试着减轻工作压力，但是，只要他在“这舞台上”，就绝不可能轻松。

    如果我要参与到公众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在忙于超越那只投资的兔子，要让我放慢脚步，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来。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兰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细审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将如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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