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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种放弃机会的事情，于是《邮报》的主管们都很沮丧。巴菲特对蜂窝式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本， （他当初投资《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与航空公司所不同――能产生直接的现金流，利润不必再投回到企业中去）。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太新了，就像把口味从汉堡包变成了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仅仅有专家保证的新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主管们所依赖的东西，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他没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会认为自己在投机。

    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投机的。

    由于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性，《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自信的大都会公司执行总裁汤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议各类事情，但他总是有选择地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总管房间的旋转门背后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连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态度逐渐渗透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邮报》之前，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的版式。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特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主意。然而，在《邮报》的第一届董事会会议上它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买什么，这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是相违背的。”查斯曼说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想把《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拖沓臃肿的公司持有公众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马尔的位置。

    在另一项提议被拒绝之后，他冷冰冰地说：“奥马哈的智者又开口说话了。”

    有趣的事，对于巴菲特的推理，《邮报》的主管们并没有真正的争议。

    在一次典型的评论中，马尔说：“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价格的确太高了。

    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主管们都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西蒙斯也曾踏上过前往奥马哈的旅程。这趟行程总是一成不变，包括一顿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还有倾听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谈。“

    在《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插上几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年轻人，工商管理硕士杰弗里。爱泼斯坦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

    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这数字很有意思，”他说道，“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有20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话，那么他们每人每月在录像上都要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的脑子运转的方式，数字，数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爱泼斯坦的数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不用说，①《邮报》没有涉足于录像业之中。

    令人吃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

    ① 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商店进货基础上的，这就大大高估了实际的购买水平。不到一年，录像业的大王阿特

    里被损失所震惊，这个行业出现了危机。

    作为，整整11年中，他开办了体育杂志而后又关闭了它；他在华盛顿卖下一家报纸的同时又在特伦顿买了一家；他还在蜂窝式电话和其他领域中占有很小一份份额；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被陆陆续续地卖掉了。和从前一样，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

    与此同时，《邮报》的收入稳定在12％左右，这个比率并不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它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这场报业大战中，《邮报》就会早已取得胜利。他对它电视台赢利率取得翻一番的业绩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赚得利润之后，他最主要的贡献才姗姗来迟。巴菲特灌输给格雷厄姆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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